人才“帽子”满天飞 ，乱了人心误了青春
编者按：
你有“千人”、我有“万人”，你有“长江”、我有“黄河”……近年来，各部门，各省市出台的创新人才计划有近百个，名目繁多的“帽子”满天飞，为全世界独有。科技界的有识之士为此深感忧虑：五花八门的“帽子工程”把青年创新人才的方向导偏了、心思搞乱了，评审异化为拼关系，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生态，加剧了学术界的浮躁学风。他们一致呼吁：对当前名目繁多、重复交错人才计划尽快梳理整合，创造一个让年轻人静下来的创新环境。
文 | 柏木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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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，引进、培养一支潜心科研的高素质青年科技队伍至关重要。
近些年来，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纷纷推出各种名目的人才计划，在吸引、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然而，由于“帽子”过多过乱，其引发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。
科技界的有识之士为此深感忧虑：五花八门的“帽子工程”把青年创新人才的方向导偏了、心思搞乱了，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生态，加剧了学术界的浮躁学风。他们一致呼吁：对当前名目繁多、重复交错人才计划尽快梳理整合，创造一个让年轻人静下来的创新环境。
在前不久召开的两会上，科技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、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杨玉芳的发言引发强烈共鸣：近些年来各部委、各省市、各单位推出的人才计划太多了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中央各部委、单位的人才计划近20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“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（俗称“杰青”）“优秀青年科学基金”（简称“优青”），教育部有“长江学者”、“青年长江学者”（俗称“小长江”）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，中组部有“千人计划”“青年千人计划” “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”，科技部有“万人计划”“创新人才推进计划”，中国科学院有“百人计划”“新百人计划”，中国农科院有“青年英才计划”，人保部有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有“香江学者计划”……
加上各省市的各类人才计划，比如“黄河学者”“泰山学者”“黄山学者”“楚天学者”……等等，全国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计划有近百个。
“‘人才帽子’漫天飞的现象，在全世界绝无仅有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清华大学化工系副主任邢新会指出，各部门、各省市推出人才计划的初衷无无疑是好的，在吸引、支持青年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“但是，由于这些人才计划政出多门、定位重叠、标准不科学、评选不公平、管理不完善，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正日益突出，应予高度关注。”
“我们系前年引进了一个非常好的年轻老师，他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后，到美国读博士后。他回国后做的工作非常出色，被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权威科技杂志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》（TR）评选为2015全球杰出青年创新家（每年在全球评出35位35岁以下学术界和工业家的创新精英）。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，他回国后连续两年申请‘优青’，都莫名其妙地落选了。”邢新会对类似事件深感不解，“我们系还有两个非常不错的青年人才，去年参评教育部‘小长江’时也意外落选。”
据记者了解，有类似遭遇的高校、科研单位还有很多。
为什么类似现象会频频发生？
“原因之一就是科技人才评价标准有问题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原总工李莉认为，评选人才计划的根本标准应该是创新能力和潜力，而不是简单的“数数”。“正确的评价应该是根据不同科研活动的不同性质，采用相应的标准分类评价，但现在是不管你搞什么，一味看论文数量、影响因子、专利等数字指标。”
“现在全国的人才计划那么多，导致评审的工作量非常巨大。许多评审专家叫苦连天：不是在评审，就是在去评审的路上。” 去年刚当选的中科院的院士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说，“这不光浪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，也直接导致评审专家不可能花足够时间去认真评审，结果只能去数申请者刊发的论文数，或者看他过去戴过什么‘帽子’。”
受访人员指出，比评价标准不合理更“要命”的，是评选过程中的“拼关系”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院士曾多次受邀评选“千人”“杰青”和“长江”，每次评选之前都会接到许多“说情”的电话、短信。“其中有的来自被评者本人，有的来自被评者的导师或者所在单位的系主任甚至是校长，措辞不一、主旨相同，就是请求‘关照’。”他告诉记者，“我曾私下里问过其他评委，他们都用‘防不胜防’‘络绎不绝’来形容‘打招呼’的。”
“现在人才计划的评审标准，逐渐异化成了 ‘拼关系’。”邢新会说，“在科技界别的小组会上，许多委员反映，现在往往是谁的导师名气大、运作能力强，谁就能拿到‘帽子’。许多青年教师甚至开玩笑：‘文革之前怕‘戴帽’，现在都怕‘没帽戴’；当官拼爹妈，‘抢帽’拼导师’。”
“我国本来就是讲关系的人情社会，科技界的‘拼关系’由来已久、屡禁不止。”邢新会不无担忧地说，“如果任由各类人才计划评选中的‘拼导师’风气蔓延，就会让更多博士（后）毕业的年轻人在工作之初就染上投机钻营的恶习，必将贻患无穷。”
为什么青年科研人员如此热衷于“抢帽”？
“因为‘帽子’是与科研资源紧密挂钩的。”邵峰研究员说：“我到国内的多个大学、研究所讲课时，许多青年教师跟我诉苦：如果45岁之前没拿到“长江”或者“杰青”，就意味着我的科研生涯就结束了。”
邵峰解释说：如果你45岁之前没拿到“杰青”或者“长江”，后面就很难申请到独立承担的课题、只能为“大牛”打工。“更让人担忧的是，现在‘小帽子’、‘大帽子’形成了环环相扣的‘帽子链’。比如，如果你要想当院士，首先最好是‘杰青’；如果你想拿‘杰青’，你最好先拿到‘优青’。”
“现在‘帽子’不仅和科研经费挂钩，而且还和晋升职称、评奖、待遇都挂上沟了。”据邢新会介绍，拿到“帽子”的人才在单位里就成了名人，各方面的名利会接踵而至——带上“帽子”的少数人和没有拿到“帽子”但同样优秀的人才，形成了鲜明的待遇反差。
“搞人才计划的初衷，是激励、支持年轻人更好地做科研，但事实上却打击了更多年轻人的积极性。”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主任陈进说，“本来大家水平都差不多、待遇也差不多，结果就因为你戴上了某顶‘帽子’，不仅拿到的支持经费多了，而且享受的待遇也高出一大截——没拿到‘帽子’的人怎么想？他们的积极性怎么调动？”
“科学本来看重民主、平等，打破权威。现在可好，‘帽子工程’变成了‘人为制造权威工程’，把科研人员分成了三六九等，不仅容易造成关系隔阂和交流障碍，而且会扼杀多数年轻人的创造潜力。”陈进研究员说，许多人一戴上“大帽子”，就会觉得自己神得不得了、成了高高在上的权威；不明就里的年轻学生和局外人，也往往把他们奉若神明。“这无异于拔苗助长，把本来有希望成为科学大家的好苗子捧杀了。”
“‘抢帽子’更大的恶果，是把科研的方向引导偏了，贻误了科研的黄金时间。”邵峰说，由于评审时往往是数论文数，而在科学上越难的问题越不好发论文，容易发论文的题目往往不是真正的科学问题，“许多年轻人为了凑够论文数、拿到‘帽子’，就挑选那些容易做的题目做、先发够论文再说，至于所做的题目是不是国际领域重要的科学问题，就顾不上考虑了。结果，做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，而不是引领性。等到你拿到‘帽子’、想起来再做的时候，那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很可能早就被别人做了，机会和时间就白白耽误了。”
“事实的确如此。许多人为了拿到帽子，哪个题目热门做哪个，结果都是在别人屁股后跟风，很难做出原创性的工作。”邢新会说，我国每年评选的“大帽子”人才有数百个，而真正做出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的，又有多少？
“‘帽子漫天飞’还导致‘转会’成风。”杨玉芳指出，现在全国的高校、科研院所都在提高价码吸引人才，一些有“帽子”的科研人员为了得到更多经费、提高待遇，频频“转会”、重复“带帽”。“这不仅造成科研资源过度集中，还严重破坏了学术生态、败坏了学术风气。”
“帽子工程”泛滥的现状，也让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忧心忡忡。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并参与国内多个人才计划的实施，提出的许多建议得到采纳。
“现在中国有人有钱有设备，可以说是做科研的黄金时期，不能让这些五花八门的‘帽子’把资金浪费了、把方向搞偏了、把风气搞坏了。”王小凡与上述受访者达成的共识是：对当前的各种人才计划梳理整合。涉及中年人才的，该提高质量的提高质量，该合并的合并，该取消的取消；对于涉及青年人才的人才计划，统一归并为“国家青年创新人才支持计划”，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、高效利用，由一个部门牵头实施，搭建一个公平、开放、高质量、持续支持的国家级人才支持平台，早日形成健康的创新环境和学术生态，让青年人才静下心来，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创新上。
为把国家青年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好，受访者提出以下具体建议——
在支持对象上，考虑到近年来国内知名高校、研究院所已培养出一批非常优秀的博士、博士后，建议对海外归来、国内培养和外籍青年人才一视同仁，让他们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；
在评选标准上，以创新能力和潜力为核心，根据不同的科研性质，制定科学的分类评价指标，高标准选人；
在支持力度上，可参考“青年千人”，根据不同性质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，尽量支持到位；
在评选方法上，最大限度减少人情因素、提高评审质量，建议借鉴清华、北生所等已经实行的国际小同行评审办法，吸纳国外的知名科学家，与国内有水平、有公信力的专家一起评审；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，提高评审质量；
加强管理，实行跟踪评估和淘汰制度，以5年为一个评估周期，不达标的予以“摘帽”；严禁入选对象再争取其他单位的“帽子”；
把支持的重点从“一次性奖励”向“长期培养”转移，通过评估的给予继续支持，使他们能心无旁骛地做科研；
杜绝作弊，加大监督力度，对于评审过程出现问题的单位或专家进行实名举报制，并与个人或单位的诚信记录关联；
阳光操作，评选标准、评审结果和评估、退出、惩罚等信息，全部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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